李大钊与赵纫兰：乱世中的别样爱情诠释了所有人最向往的那句诗

  他眼中含情，语气里有些嗔怪：“姐！在外人面前叫守常好了，憨坨在家里喊......”

  重温了一遍《觉醒年代》，看着李大钊先生和夫人赵纫兰的日常，仿佛身临其境真实的那个年代里，两个人带着烟火气的生活......

  古语有云：“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然而有多少人在事后却办不到，在另择新人之后，还美其名曰有共同语言。观其行为，知其人品，大钊先生的学识、人品、胆量无不令世人敬佩。

  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的一户富贵人家，他还有一个名字叫李守常。那时，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和封建统治愈益腐朽而造成的深重灾难之中，国家和民族濒于危亡的边缘。大钊先生的父亲英年早逝，郁郁寡欢的母亲也在一年之后撒手人寰，抚养李大钊的责任就落到了祖父李如珍的身上。

  老年丧子是人生大不幸，祖母又长年瘫痪在床，年迈的祖父实在不想眼睁睁看着家道中落，便想着给李大钊定门亲事，也好恢复李家往日的繁荣兴旺。

  李如珍的同村世交赵家女儿，年长李大钊6岁，性情温和，小名纫兰，是赵父取《离骚》中“纫秋兰以为佩”中“纫兰”二字为名。门当户对，知根知底，两家长辈是喜不自禁。

  1899年，李大钊与赵纫兰结为夫妻。那时，李大钊刚刚10岁，他叫她“姐”，赵纫兰不足16岁，她叫他“憨坨”。

  李大钊四岁开始识字，七岁入私塾念书，10岁便进入婚姻的他自然是加倍勤奋地读书，以便将来考取功名，光耀门楣。而人生起步的赵纫兰一直延续着祖上的家风—女子无才便是德，她不曾接受过系统教育，几乎不认得字，但是她拥有那个年代闺中女子该有的优点，那就是沉静温婉，孝顺长辈，体贴丈夫。

  作为刚进门的新媳妇，赵纫兰没有给自己过多的时间去适应，新婚的第二天，她便褪去新妇装，穿上旧时衣物开始打理李家上下。一段日子后，原本因李如珍年老力衰而杂乱不堪的家，一下了变得井井有条，看着忙前忙后的这个孙媳妇，李如珍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1902年，13岁的李大钊第一次参加了童试，却落了榜，回到家总是闷闷不乐的样子。赵纫兰见了，什么也没有问，只是做了他爱吃的菜，然后鼓励他再作努力。

  接下来的三年里，李大钊的祖父、祖母相继病逝。而这时的李家，由于多年缺失精壮劳动力，经济上早已捉襟见肘，祖父李如珍临终前就特别交待过，将他的后事简办，省下来的钱务必用来供李大钊读书。

  可是让小两口没想到的是，李大钊早已出阁的姑姑在明知父亲将钱留给孙子读书的情况下，公然带着族人上门吵闹，打着“尽孝”的名义，逼着小两口一定要风光大办。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借着葬礼将李家的家财散尽。

  “百善孝为先”，不管在任何时代，都是亘古不变的。李大钊与赵纫兰两个小夫妻怎是这帮人的对手，归根到底，葬礼还是按他们的意思办了。

  这时，李大钊提出了辍学，他不想因自己读书，让“姐”跟着受苦。然而赵纫兰却坚决不同意，她表明了自己一定会料理好家事，让李大钊务必专心学业。从此，赵纫兰一边典当家中物品，一边四处借钱，有时候甚至去给大户人家干活，用这些来支撑家里的开支。

  就在祖父去世的那个秋天，李大钊再度参加了童试。这一次他不但顺利通过了这第一关，还通过了县试和府试，被正式录取为永平府中学堂学生。这时的赵纫兰听到消息后流下了高兴的泪水，作为李大钊的妻子，她自觉结婚6年来没有白白辛苦，丈夫有了前程，自己和家庭也就有了希望。

  这六年，也让李大钊领略到了妻子担起家庭顶梁重担时的勇气和信心，处理家内外事务时的聪明干练，决定大事，助己学业时的识见和果决。他决定，此生定不负她。

  1907年夏天，李大钊赴天津考试，考入了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也是这一年，赵纫兰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然而，两个人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初为父母的喜悦，孩子就夭折了。此时，正是李大钊学业的关键期，赵纫兰不敢因失去孩子而悲伤不止，她反而表现得更为坚强，安慰伤心的李大钊，全力支持他到更大的地方去求学，她自己却在家千方百计地筹措学杂费用。

  今天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李大钊这一路的求学，是因为他心里装的并不是他的小家，而是整个中国。或许，那时的赵纫兰并不明白丈夫忙的那些到底要做什么用，但她知道，只要是“憨坨”想做的，那就一定是对的，而她这个妻子，只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无条件地支持他。

  经过了两季春夏，已经来到了1909年的冬天，赵纫兰生下了她与李大划的大儿子李葆华。两年后的1911年，她又生下了女儿李星华。1913年，赵纫兰再次生下一子。

  这样看来，这是两人过得最幸福的几年，从青梅竹马到幸福夫妻，即便是清贫的烟火，那也是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日子。

  可是，男人的壮志豪情岂能只徘徊于自己的小家？1913年的中秋节前夕，李大昭晚上从外面回到家里，他突然对妻子说：“姐，我要去日本留学。”本以为妻子会问他为什么，可赵纫兰却没过多地吃惊，只问他要多少钱。

  李大钊走了，去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系学习，留下三个孩子由赵纫兰一个人抚养。第一年，这个从来就不会说不得女人过得很难，他们不满周岁的小儿子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这给赵纫兰带来了诺大的精神打击，为了照顾好葆华和星华，从此，她格外地小心。

  而这三年，他并没有因自己的慢慢的提升而忘记，甚至是嫌弃自己的妻子。而是通过这一些年上学的巨额花费，让他体味到妻子赵纫兰辛勤持家挣钱的不易，尤其是承受着夫妻长期分离之苦，还担负着繁重家务，同时又时常处于为他的安全担忧状态中的坚韧性格。

  李大钊从自己妻子的身上发现了女子的“平和、优美、慈爱”，这也让他从自己的小两口的生活体验中认识到，一个和睦的家庭，决不能缺少具有这些良好性格的主妇。因此，在三年留学归来成为文坛名流之后，有人劝他将此糟糠之妇下堂，而他却断然不肯。

  正因为有赵纫兰这样的贤内助，李大钊才可以一心扑在事业上。三年后，从日本学成归来的李大钊还没不得及回家看望妻儿，就受邀前往北京，在梁启超与汤化龙等人创办的《晨钟报》任主编，试图以自己的笔唤醒民智，来挽救日益衰弱的国家。

  后来，却因理念不合辞了职，李大钊才终于有空回家住上一段时日，与妻儿团聚。夫妻分别多年，相见不易，可赵纫兰还没有来得及享受重逢的喜悦，李大钊却又踏上了救国之路。

  他又前往北京创办了《宪法公言》和《甲寅日刊》，还与陈独秀等人创办了《新青年》，目的是要真正唤醒中国人民，进入救亡图存的觉醒年代。

  不久后，因多年劳累，赵纫兰病倒了，接到消息的李大钊匆匆赶回了家，精心伺候了妻子两个半月，直到她身体完全康复之后，才又重新返回了北京。

  正所谓“国家、国家”，没有国哪来家，不安顿好家又如何救国，在两者间，李大钊就是这样平衡的，既要救国，也要顾家。

  1918年1月起，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这是他一生中很重要的阶段，他不仅为北大图书馆的改革做出了贡献，而且为北大师生的学习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服务。

  任职图书馆馆长，让李大钊有了固定收入。他利用假期回到家乡，为妻子赵纫兰过了34周岁生日，也与家人过了一个团圆年。这时，李大钊开始与赵纫兰谋划把家搬到北京，以便全家人长期厮守在一起。于是，暑假一结束，赵纫兰便高兴地带着葆华、星华随李大钊一起迁居到了北京。

  可是，那个时期正值新文化运动兴起，新旧交替，思想解放，很多人开始质疑，像李大钊这样一位大学教授怎么会娶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然而面对这些质疑，李大钊也与之前留学回国一样，从未嫌弃妻子赵纫兰，相反地，只要家中来客人，他都会帮赵纫兰换好衣裳，并郑重地将妻子介绍给客人。

  李大钊一直坚守着与赵纫兰那份患难的感情，从来也不曾变过，正如他所言：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保持它的自由、神圣、崇高。

  他曾这样表达对赵纫兰的感情：“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既是我的妻子，又像我的母亲，还是我的姐姐。”

  来到北京的赵纫兰，也在与丈夫的朝夕相处中，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思想觉悟。每当李大钊在家里与同志们谈论事情的时候，勤劳朴实、慈爱明理的赵纫兰都会承担起在门外站岗放哨的职责，有时还会帮忙传送情报。

  久而久之，赵纫兰获得了李大钊朋友的一致赞誉，成了大家眼里当之无愧的贤妻良母。

  虽然有了经济来源，但家中的生活依然举步维艰，其根本的原因，是李大钊的仗义疏财，他经常资助贫困学子和贫苦工人。当时，湖南学子刚来北京，无处谋生，是李大钊介绍他去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还多次借钱给他，帮他维持生活。而对于马克思的最初印象，便来自于李大钊的引领。

  在李大钊的教育和影响下，赵纫兰也渐渐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她安于、也乐于过李大钊倡导的“简易生活”，以求谋得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早日获得翻身解放。

  1927年，中国成立，李大钊成为了党在北方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竭尽全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忘我奋斗。从此，赵纫兰也过上了担惊受怕的日子。

  在“五四运动”中，由于李大钊的突出表现，成了北洋政府眼中的“不安分分子”，这让他不得不多次前往上海避难。紧随其后的，便是暗探、警察之类的人对李家的严密监视，这其中的种种艰难不必细说，幸亏得赵纫兰从中应酬周旋。

  后来，李大钊被北洋政府通缉，不得不再次离京，走之前，他怕央及妻儿，便安排赵纫兰带着孩子回了老家。

  在回乡后的20多天后，党组织的人找到了赵纫兰，她告知了李大钊的避难地点后，托此人给丈夫带去了一封信。在信中，她强烈地要与李大钊商量，让昔日好友白坚武设法取消对他的通缉令。然而李大钊不同意她这么做，并去了一封信告诉她不能这样做的道理。

  这时的赵纫兰不再做任何争辩，她热泪盈眶，作为李大钊的妻子，她没理由怯懦，只有坚强起来，振作精神抚养和教育孩子，让革命的丈夫绝对没后顾之忧。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英勇就义的消息传来，赵纫兰痛不欲生，身体每况愈下。但因为李大钊的遗体尚未入土，她拖着病体操劳奔走，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安葬好丈夫。

  六年后，李大钊的灵柩终得以安葬，届时，党组织要求举行一次群众性悼念活动，为揭露反动派残害人的暴行，伸张革命正义，活动得到了赵纫兰的绝对支持。

  她的理由让在场的人泪眼朦胧，她说：“大钊是属于党的，他是为革命而死的，党组织有什么要求，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去做。”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赵纫兰因为悲伤过度，积劳成疾，于李大钊下葬的30多天后也离开了人世，终年49岁。她留下的唯一遗嘱是：“要把自己埋在大钊的墓旁，她要到九泉之下陪伴丈夫的铁血忠魂。”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两人从青梅竹马到患难与共，从相濡以沫到生死相随，他们的爱情相互扶持，温润绵长......

  不禁感慨，李大钊和赵纫兰的别样爱情，就是世间的双全法，它从真正意义上诠释了所有人最向往的那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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