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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认为，比较而言，结构调整和体制转型比短期救急保增长更重要、更根本、更困难
“不要炒作短期问题！”2月3日，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的冬季宏观经济新闻发布会上，该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提醒与会记者。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政府迅速作出了政策调整，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国务院提出了逐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10项措施，决定在两年内增加投资4万亿元。一时间，各地方、各部门争先恐后，形成了一场投资的“”。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的投资规模达到18万亿元。紧接着，政府密集地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增长的具体政策措施。
张曙光表示，“在目前情况下，这些政策的贯彻落实，对于保证今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8%也许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大规模政府投资的效果如何，不能不令人担忧；其在体制和结构上带来的问题，更需要我们来关注；至于很多具体政策安排的合理性，也要进一步讨论。”
针对种种货币政策，张曙光认为，也许对今年的物价水平影响不大，但其作用可能会在以后年份中反映出来，那时是好是坏、是福是祸，现在就应当考虑。货币政策操作的力度和方式是需要斟酌的，而且，过低的利率并非好事，它不仅会造成投资的浪费，而且会加剧经济的扭曲。从今年的情况看，虽然有一些不可预测的因素，但是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并不像以前想象的那样，存在着截然的分界，而可以相互转换的。
在世界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还会继续波动，但必然不会出现去年直升飞机式的暴涨暴跌，这样的一种情况也为我国进行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提供了外部条件。然而，从已经出台的成品油价格改革方案来看，能源价格和其他资源要素价格的改革，至今还没列入议事日程。这就说明，我们并没有抓住时机，充分的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其原因一是有关部门和决策者迷信权力；二是为维护国有垄断部门的既得利益。
张曙光认为，人为扭曲市场相对价格关系的危害是很大的，我们经济发展中的结构失衡和行为扭曲都与此密切相关。
为了保持对外贸易的稳定增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张曙光认为，其中有些是必要和有重要意义的，比如推进实施与四周的国家和地区贸易的人民币计价结算，签订和实施石油进口贷款协议等。
但是，有些政策措施则是值得讨论的。比如，多次提高多种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甚至有人提出用汇率贬值的办法促进出口增长，等等。
“目前的出口下降是市场需求问题，不是价格高低问题。”张曙光说，金融危机爆发，债务链断裂，美国消费萎缩，欧美经济衰退，出口市场明显缩小，而增加出口退税和实行汇率贬值，只是增加了出口行业的利润或者降低了出口成本，能够改变的只是相对价格，而不是国外的市场需求，顶多是从出口同种类型的产品的其他几个国家抢来一些生意。这只能加剧贸易摩擦，并不能处理问题，因为别国也会采取对应的报复措施。不仅如此，汇率贬值的操作更是下策，也与中国的实际和长远发展相悖。
“应当指出，出口下降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张曙光表示，它是进行经济调整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也是从鼓励出口的重商主义政策转向依靠内需发展的必然要求。因为，出口和外需下不来，收入和内需就上不去。
张曙光认为，与其把工作重心放在促进出口增长上，不如把力量用在促进结构调整和发展转型上。其一，既然是结构调整，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有生有死，如果该死的死不了，该活的也就活不旺，到头来只能是体制复归，结构依旧；其二，加强对企业创新和增加人力资本投入的支持力度，支持企业加快技术更新、人员培训及提高质量水平；其三，转变传统意识形态，突出服务业的产业功能，真正重视服务业的发展；其四，重视环境建设，一方面节能降耗，集约利用资源，另一方面开发和推广新能源，把环境保护发展成为一大产业。
同时，仍要热情参加国际合作和协调，在争取和保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一是要逐渐平衡进出口贸易关系，增加进口，减少出口，改善出口产品结构，开拓新的出口市场；二是要扩展中国的对外投资，帮助中国企业成功地走出去；三是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首先是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有步骤地推进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四是在国际机构的改革和调整中，稳步增加中国的投票权和提升中国的话语权。
张曙光表示，就业问题是人们的社会参与问题，失业实际上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特别是高智力人群失业的增加，造成的损失和危害更大。这是需要非常关注的问题。
在现有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选择中，增加就业培训、提供创业支持是正确的举措，只是力度还不够。扩大就业门路和就业领域，也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事情，但这方面的工作又受到很多体制限制，拓展不够。
比如，发展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是扩大就业的主要途径，而我们政策关注的目标是国有企业和重大项目。
而我国服务业发展不足的最终的原因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对服务业的政府管制依然是所有行业中最严、最多、最无法突破的。比如，邮政部门不是利用自己的网点优势去与联邦快递等国外大公司竞争，而以整顿为名，把矛头对准城市中快速地发展的私人快递业。
张曙光认为，30年来，我们实施的出口导向战略和重商主义政策，一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目前的经济困难，与其说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带来的，不如说是以往政策累积的结果。它集中说明，这种依靠投资和出口推动的经济稳步的增长已经走到了尽头；而这，也正是咱们进行经济大调整的可遇而不可求的良机。
要能够抓住和很好地利用这场危机提供的战略机遇，不仅要解决好近期内保增长的问题，更要制定和实施一个大调整的长期战略，以改变结构失衡和实现体制转型，并把二者恰当地结合起来。比较而言，结构调整和体制转型比短期救急保增长更重要、更根本、更困难。
如果说在解决短期问题上，我们利用政府主导的体制优势，迅速而果断地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那么，在解决长期战略问题上，政府主导的偏颇和行为短期化的特征也许正是我们的不足。目前的情况正是如此，人们都把目光集中在短期问题上，很少有人关注长期发展。而长期问题又必须始于足下。不仅如此，短期措施与长期安排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也是矛盾和冲突的，这一点古今中外都是这样。
要改变结构失衡，也需要从改变政府的支出行为入手，在适当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扩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政府在教育（主要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和转移支付，稳定人们的收入预期和支出预期；不是花钱搞几个大工程，而是花钱买一个好的社会保障机制。
30年来，我们基本上采取的是强国战略，即先强国后富民的方式。比如，一是以国家安全为由，实施过度的行政垄断，政府和国有企业掌握了重要的资源要素和一系列高盈利部门，且呈逐步扩大和强化之势；二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大大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长，与此相适应，政府消费特别是行政事业费支出也大幅度的增加；三是非公有制企业的正当权益受到限制和剥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教育、航空、石油等很多领域困难重重，惨淡经营，集体土地的权利受法律明文规定的限制，土地收益被剥夺更是普遍的现实；四是财富增长虽快，但财富分配严重不公，既得利益集团和少数人暴富，中等收入阶层和中产阶级太小，低收入群体过大。
改变的办法是真正把富民放在首位，保证全体国人都有平等的发展权利，取消现有的歧视性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凡是民间能做的事情，政府应当退出，不能与民争利。
同时，从强政府、弱社会和弱市场，转向平衡的政府、社会和市场关系。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之所以失衡，就在于政府过分强大，而社会和市场相对弱小，无法对政府形成制衡和约束。已有的社会机构，大部分是官办机构，真正的民间机构大部分没有合法的地位，其发展和活动受到种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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